我们在用最差的方法，追求最好的结果 ——从5%到90%，我们已走了19年

2026-10-23 11:48:47 · 苏派课改

作者｜高翔

江苏苏派教育课改中心主任

夜深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一位老师伏在案前，语气里满是疲惫：同一个知识点，课堂上讲了3遍，课件做得1遍比1遍精致，嗓门1次比1次高，可卷子发下来，错的还是那几道题。四座的同事纷纷点头——这一幕，几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里，静静上演。

我们愿意承认，这是一位敬业的好老师。备课到深夜，讲课到声嘶力竭，批改作业一丝不苟，红笔在纸页上走得比谁都认真。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横亘在眼前：正是这种最辛苦、最普遍的教学方式，正在系统地制造着最不理想的学习结果。

这不是态度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我们在用最差的方法，追求最好的结果。

一、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实：方式，早已写下了结果

教育界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它测算了学习2周之后，不同学习方式下知识的平均留存率：听讲，留下5%；阅读，10%；视听，20%；演示，30%；讨论，50%；实践操作，75%；而“教给别人”，高达90%。

这组数字，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工工整整地抄在备课本的扉页上。它揭示的规律朴素而残酷：学习方式的参与度越高，知识的留存率就越高。听与读，是身体的静坐、大脑的旁观；而教，是思维的重新组织、语言的艰难转化、逻辑的完整输出——知识只有在被“用出来”的那一刻，才真正长在了学习者身上，像树根扎进土壤。

换句话说，学生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授，2周之后，能留下的不过5%；而让他把同一个知识点讲给同伴听，2周之后，他能留下90%。

5%与90%，隔着整整18倍的距离。

这不是某位教育家的主观偏好。美国国家训练实验室（NTL）的实证研究、埃德加·戴尔“经验之锥”理论的现代延伸，以及《中国教育报》等权威媒体的多次引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学习科学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方向性的结论。费曼学习法的内核，也与此完全吻合：能把一个知识讲明白，才算真的学会了。检验学习的终极标准，从来不是“我听懂了”，而是“我能让别人听懂”。

想清楚了这一点，再回头看我们日日置身其中的课堂，便会看见一幅令人心痛的画面：我们花了100%的时间，在做那件留存率只有5%的事。

二、“马车跑得再好,也追不上汽车”

也有老师不服气：我用讲授法，教学质量并不差，考试成绩也不落后。

这话听上去有理，细想却站不住脚。不妨打个比方：马车时代，有人把马车驾驭到每小时20公里，蹄声得得，鞭影翻飞，确实堪称一流的车夫，值得尊敬。可是汽车出现之后，若还有人坚持“我的马车跑得很快，不必换汽车”，那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认知问题了——你还在用马车时代的标尺，丈量汽车时代的远方。

讲授法教出来的“好成绩”，本质上就是这样一辆跑得不错的马车。它确实在跑，甚至可能跑得比别的马车更快一些。但它的天花板就在那里：18倍的留存率差距，不是态度能够填平的沟壑。

这不是纸面上的推演，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吴江区盛湖学校全面推行费曼学习法、建设主动学习课堂之后，同样的生源，同样的区域，从入学到中考，学校在区域内的排名跨越了30多所学校；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从入学时的70人左右，增长到200人左右。这样的蝶变，在我们的盟校之中已是常态。入学时还是那批孩子，三年后却走到了家长与教师都不敢想象的高度——变的从来不是生源，是学习的方式。

当你用讲授法把班级成绩提到85分，以为这就是“最好”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换一套学习方式，同样的生源、同样的课时，可能触达的高度远不止于此。

教学质量的好坏，从来都需要参照系。在一个以“学习者深度参与”为标尺的高效教学时代，若仍用“老师讲清楚了没有”来衡量课堂，这本身就是一种标准的错位。

我们追求最好的结果，却死死抱着最差的方式——这是当下课堂改革中，最深的一个悖论。

三、明知落后,为何不改?——因为讲授给了我们安全感

读到这里，许多老师心里会泛起一阵不服，甚至一丝委屈：“道理我都懂，可费曼学习法，哪是说用就能用的？”

这句话是真诚的，也恰恰点中了问题的要害。许多老师不接受费曼学习法，不是因为不认可它的先进，而是因为它比讲授难得多，也“危险”得多。

讲授是什么？是老师提前备好课，按既定的流程推进，课堂的每一个节奏都稳稳握在自己手里。学生听没听懂暂且不论，但秩序是可控的，进度是可控的，老师的安全感是满满的。一节课下来，讲完了，任务便算完成，心里是踏实的。

费曼学习法呢？它要求老师把课堂的主动权交出去：要激发学生的兴趣，要搭建合作学习的结构，要教学生会提问、会复述、会讲解，要设计出完整的“学—教—评”学习流程。学生一旦动起来，课堂便充满了不确定——他们会说出什么、会卡在哪里、讨论会不会跑偏，都不是老师能够100%预设的。

人面对确定的事物，会获得安全感与掌控感；面对不确定，则天然生出不安与抗拒。这无关师德，这是人性。老师们的抵触，本质上是对失控的抵触、对安全感丧失的抵触。

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交换：老师的安全感，与学生的高留存率，在旧课堂里是互斥的。老师把课堂攥得越紧，学生的参与度就越低，知识的留存就越逼近那可怜的5%。我们，是用学生18倍的学习效率，换来了老师一节课的踏实。

这笔账，从前算得过去，因为所有学校都在赶马车。如今算不过去了——因为汽车已经开到了校门口。谁先换车，谁先受益；谁先让渡出课堂的掌控权，谁先看见学习真正发生的样子。

四、比“不愿意改”更普遍的，是“不知道怎么改”

还有一部分学校和老师的处境是：认可费曼学习法，也想改，却无从下手。

这是实情，不是托词。讲授是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教学生态：有现成的教案模式，有统一的进度要求，有配套的考试评价。而费曼学习法的落地，是一整套教学生态的重构——老师要从“知识的传递者”变成“学习的设计师”；课堂要从“安静听讲”变成“有序表达”；评价要从“考记住了多少”变成“考能讲清多少”。备课备的不再是讲稿，而是学生的学程；上课上的不再是表演，而是真实的思维碰撞。

这些，都不是某一位老师的个体努力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的是学校在课程设计、教研支撑、评价改革、课时结构上的系统配套。把一套教学方法的落地难题，全部压给一线教师个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改”，而是三个层次：其一，想清楚——想明白讲授法的效率天花板在哪里，想明白主动学习课堂为什么不可替代；其二，敢放手——克服对课堂失控的不安，相信学生的潜能，接纳改革过程中的磨合与震荡；其三，有支撑——学校层面提供完整的操作流程、教研工具与评价配套，让老师“有章可循”，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五、结语:用最好的方式,追求最好的结果

教育圈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教育，是一群人在做一件极具价值和意义的事——成就学生，成就教师，成就学校。

但成就，从来不是靠辛苦堆出来的。一位老师把讲授法用得再炉火纯青，留下的也只有5%的留存率；而当他忍住“再讲1遍”的冲动，转过身，对学生轻轻说一句“请你来讲给同桌听”——学习，才真正开始发生。

辛苦，不等于有效；忙碌，不等于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做教育，最大的风险不是不努力，而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用最熟悉、最可控、最省心的讲授，去追逐那个号称“最好”的教学质量。这是一场注定赢不了的追逐。

换一条路，并不等于否定过去。马车夫曾经是好的马车夫，只是时代已把方向盘递到了我们手里。只有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教起来、说起来、动起来，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用了最好的方式，来追求最好的结果。

从5%到90%，18倍的差距，就是我们要跨过去的距离。这条路，苏派人已经走了19年，还将继续走下去——走进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课堂，更多的孩子中间去。

费曼学习法，就从今天的一节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