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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后,学校质量靠什么持续增长? ——学校质量竞争,正在从“资源投入战”转向“组织能力战”

2026-11-20 16:58:15 · 苏派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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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后,学校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许已经不是“还能不能再加一点”,而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当时间不能无限延长,作业不能无限增加,考试不能无限加密,教师负荷也不能无限上升之后,一所学校的质量靠什么继续增长?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学校质量提升办法。基础薄弱,就抓常规;成绩不理想,就增加训练和辅导;教师水平参差,就增加培训、听课和检查;学校发展缺少抓手,就引进课题、项目和课程。必须承认,这些办法曾经有效。一个管理相对松散的学校,从无序走向规范;一个缺少教研传统的教师团队,从各自为战走向集体备课;一批基础不扎实的学生,通过适量训练形成基本能力,都可能带来真实的质量改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学校质量的第一增长曲线,本质上是一种“要素投入型增长”:增加时间、训练、管理和资源,以更多投入换取更多产出。问题在于,当基本规范和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继续增加投入的边际收益就会下降。再多十道同质化练习,未必增加十道题的学习价值;教师再参加几场培训,未必使第二天的课堂明显改变;学校再增加几个改革项目,甚至可能只是让教师同时被几个“正确方向”拉扯。

今天不少学校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困境:所有人比过去更忙,却没有获得与忙碌程度相匹配的质量增长。我们把它称为“低水平的过度努力”。这里的“低水平”不是说教师水平低,而是指一种学校运行状态:系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只能依靠人的责任心、时间和额外付出来补。课堂效率不高,就延长训练;教研没有解决问题,就增加教研次数;改革没有进入日常,就增加检查和考核。问题暂时被压住了,却没有被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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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真正触碰的,正是这种增长逻辑。它压缩了学校依靠外部加码获得质量的空间,却没有降低教育质量要求。于是,过去可以被时间和训练暂时遮蔽的问题开始暴露:同样40分钟,为什么有些课堂真正发生了学习,有些课堂只是完成了教学?同样一批教师,为什么有些学校几年以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有些学校始终只能依赖几个骨干?为什么有些改革结束以后会留下新的工作方式,有些改革最后只留下成果材料?

学校质量的第二增长曲线,正是在这里开始的。

一、第二增长曲线,不是新的“加码方式”

这些年学校并不缺新概念:项目式学习、跨学科学习、数字化、人工智能、大单元教学、学习共同体……它们都可能有价值,但本身都不是第二增长曲线。因为如果底层运行方式不变,再先进的工具也会被迅速改造成新的“加法”:数字化来了,就多一个平台;评价改革来了,就多一套表格;教师发展被重视了,就多几场培训、多几个比赛。

形式更新了,增长逻辑却没有改变。过去给学生加码,后来可能变成给教师加码;过去追求训练数量,后来又追求课程数量、项目数量和成果数量。其背后的共同假设仍然是:做得更多,就会自然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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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的第二增长曲线,不应该被理解为某一种改革技术,而应该是一种更根本的转换:从依靠资源投入推动质量,转向依靠组织能力持续产生质量。

所谓“组织性育人能力”,不是抽象的管理术语,而是学校能否在不过度依赖少数名师、临时动员和额外加码的情况下,稳定地让普通教师教得更好,让不同基础的学生获得发展,并把一次次有效经验转化为学校共同拥有的专业资产。判断一所学校有没有这种能力,可以问三个问题:一个优秀教师离开以后,他留下了什么?一个改革项目结束以后,教师日常工作改变了什么?即使校长不再天天推动,那些好的做法还能不能继续?

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学校拥有的更多是“能人”“项目”和“经验”,还没有真正形成组织能力。真正优质的学校,不只是拥有一批优秀的人,而是能够持续让普通人变得更优秀。

二、组织能力首先要进入课堂,也要进入教师成长

学校质量最终发生在课堂。如果所谓第二增长曲线无法改变普通教师每天面对学生的那一节课,它就很难真正成为质量增长。

但今天再讲“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还不够,因为它很容易再次被理解为讲得快一点、容量大一点、训练密一点。第二增长曲线真正要提高的,是课堂中的“有效学习密度”:在有限时间里,有多少学生真正经历了思考、表达、反馈、修正和迁移。教师讲了30分钟,并不等于学生真正学习了30分钟;课堂安排了很多活动,也不意味着学习真实发生。真正值得学校研究的是:哪些学生理解了?哪些学生只是跟着课堂流程走了一遍?错误有没有暴露?教师有没有根据学生反应调整教学?学生能不能把刚学到的知识用于新的问题?

湖北宜昌伍家岗区实验小学早年的课例研究实践提供过一个很有启发的样本。学校没有把课堂改革变成一套行政要求,而是从具体课例出发研究问题。试教之后,听课教师不是笼统评价“课堂好不好”,而是分别观察提问的频率、有效性、难度以及学生反应,再据此修改教学设计,之后重新上课验证。这个案例真正值得校长关注的,不是“课例研究”这种形式,而是它建立了一条课堂能够持续变好的路径:发现具体问题—进入真实课堂寻找证据—共同分析—修改设计—再次验证。

比如,一所初中发现七年级数学普遍存在“一听就懂、一做就错”的问题。第一增长曲线下最自然的反应,是要求教师加强训练;第二增长曲线则应该先让备课组把问题拆开:学生到底错在哪里?是概念没有形成,还是只会模仿例题?不同班级是不是出现同样错误?随后让几位教师针对同一难点设计不同任务,收集学生作答和思考过程,再回到教研组比较哪一种设计真正改善了学习。如果一个学期以后,学校不仅解决了这一届学生的问题,还形成了一套多数教师都能掌握的分析和处理方法,那么质量能力才真正留在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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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改进的背后,是教师成长方式的变化。很多学校并不缺培训,缺的是培训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教师今天听懂了“深度学习”的理念,明天面对一个具体学生的错误,仍然可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该怎样调整任务。因为教师专业能力本质上不是“知道多少概念”,而是面对真实情境作出专业判断的能力。

所以,第二增长曲线尤其要关注“教师专业能力的中位数”。几个名师决定学校能展示多高,大量普通教师则决定学生每天真实经历什么教育。头部教师很重要,但一所学校真正稳定的质量,不取决于最好的老师偶尔能上出多好的课,而取决于普通老师每天能够稳定上出什么样的课。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学校使用数字资源时,没有把它变成新的学习任务,而是嵌入日常教研,从日常反思、问题教研到主题学习,让教师在共同备课中筛选、分析和重组资源,并不断把实践成果沉淀下来。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建资源库”,而是它改变了教师工作的方式:每天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进入共同研究;共同研究形成的经验,又重新进入下一次教学。

因此,校长真正要建设的不是更多培训机会,而是一套让教师在工作中持续学习的机制。集体备课是在统一教案,还是研究学生?听评课是在给教师打分,还是寻找学习证据?质量分析会是在宣布排名,还是研究学生为什么出错?骨干教师的经验,是停留在展示课上,还是能被拆解成其他教师可以理解、模仿和验证的专业判断?这些日常环节改变了,教师成长才真正从“活动”进入了学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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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能力战真正难的地方,是从“做项目”转向“改系统”

如果课堂和教研解决的是专业问题,那么校长真正要面对的,是组织运行方式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中小学经历了非常密集的改革:课程、课堂、阅读、劳动教育、科学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综合评价、家校社协同……几乎每个方向都重要。但对于一线学校而言,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是:每一个方向单独看都正确,叠加到教师身上以后,却可能形成“改革过载”。每年都有新项目,每个项目都有方案、培训、展示和成果,几年以后留下了一柜子材料,却很难回答:教师日常工作的方式究竟因此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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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太多,而是很多改革停留在“项目层”,没有进入“系统层”。项目改革问“今年还做什么”,系统改革问“为了把这件事做好,学校原来的哪些机制必须改变”。如果学校希望教师减少机械作业,却依然主要依据短期考试成绩评价教师,教师自然会选择最保险的训练方式;如果学校要求高质量教研,却让大量会议、检查和材料占据教师时间,教研就只能成为额外负担;如果学校一方面倡导合作,一方面又不断强化班级和教师之间的分数竞争,组织真正奖励的行为和口头倡导的行为就会发生冲突。

重庆永川区一所学校落实“双减”的督导案例就揭示过类似问题。监测发现学生负担仍然较重后,没有简单归因为“教师落实不到位”,而是继续访谈教师、学生和家长,最终发现其中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学校管理和评价机制的问题:年级、班级和教师之间仍存在较强的质量竞争,考试成绩在教师评价中权重较高,“减负”要求与原有激励机制发生了冲突。

这件事对校长的启发在于:很多时候,教师不是不知道应该改变,而是旧系统仍然在奖励旧行为。学校要求教师不要刷题,评价却主要看分数;要求教师研究学生,教师时间却被非教学事务切碎;要求教师合作,绩效又不断强化个人竞争。在这样的系统里,改革最终只能依靠少数人的责任感硬撑。

这正是“低水平的过度努力”最容易产生的地方:本来应该由组织设计解决的问题,最后全部被转化成了对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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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校长进入第二增长曲线以后,一个重要的角色变化,是从“不断布置正确的事情”,转向“重新设计正确的事情怎样才能发生”。希望教研做深,就要真正给教师共同研究的时间;希望作业提质,就要让备课组拥有共同设计、分析和调整作业的机制;希望教师探索,就要允许试错,而不是每项改革都马上形成展示成果;准备增加一个新项目之前,更要追问哪些旧工作可以停止、合并或退出。

组织能力建设,不只是做加法,还包括主动做减法。一个成熟的校长不能只回答“下一步还要做什么”,还必须判断“为了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好,哪些事情应该不再做”。当改革开始改变备课、教研、评价、时间分配和教师协作方式,而不再只是附加在原有系统之外时,它才真正进入学校的“操作系统”。

四、校长真正要建立的,是学校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把组织能力再往深处追,它最终不是某一项制度,也不是某一种教研模式,而是学校能不能形成持续自我改进的能力。

很多学校拥有大量数据,却未必拥有能够指导行动的证据。平均分下降三分,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还在后面:下降集中在哪类知识?哪些学生出现相似错误?问题来自概念理解、阅读能力还是迁移能力?哪些班级没有出现同样问题?这些班级的教师做了什么不同的事情?下一轮准备怎样调整,又拿什么判断调整是否有效?

所以第二增长曲线中的质量管理,需要从“结果管理”逐步走向“反馈管理”。结果管理主要判断过去,反馈管理则要用过去的信息改变下一步行动。这会直接改变学校质量分析会:过去关注哪个班退步、哪个教师成绩低、下一次目标是多少;如果转向组织学习,则要进一步追问,这次考试暴露了哪几个真正的学习问题?哪一种错误在不同班级重复出现?哪个教师处理得更好?他的做法能不能被其他教师验证?下一阶段全组共同解决哪一个问题?

这看似只是会议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意味着治理逻辑发生了变化:评价不再主要用于给人施压,而开始帮助组织学习。一所有组织能力的学校,并不是永远不出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以后,能够更早看见、更准确判断、更快找到办法,并把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留下来。

组织能力的本质,就是一所学校学习、修正和进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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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的第二增长曲线,可以从一个真实问题开始

因此,校长真正启动第二增长曲线的第一步,不是召开一场新的改革启动大会,也不是再设计一个宏大项目,而是从一个具体问题开始:如果未来一年,学校只能真正解决一个影响普通课堂质量的问题,它究竟是什么?

也许是初中数学学生长期“听懂不会做”,也许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表达很多却缺乏深入理解,也许是青年教师工作三年仍然不能独立诊断学情,也可能根本不是课堂技术问题,而是教师大量时间被与教学关系不大的事务消耗。学校首先要找到真正制约质量的瓶颈,而不是看到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

找到问题之后,围绕它建立一个小的改进闭环:让教师共同观察真实课堂,收集学生学习证据,分析原因,设计改变,再进入课堂验证。一次循环结束以后,不急着换新主题,而是继续追问哪些做法有效、为什么有效、能不能被更多教师稳定使用。这样,教研就从“完成一次活动”变成了“解决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校长还应该清理学校的工作系统:哪些会议不能直接支持教学改进?哪些重复材料可以取消?哪些项目可以整合?教师共同备课和研究学生的时间有没有得到制度保障?如果一所学校嘴上最重视课堂,而教师的时间结构却表明他们最忙的是其他事情,那么学校真正的优先级其实已经写在教师的日程表里。

最后,还要把个人经验持续变成组织资产。一位骨干教师解决了一个难题,不只是请他上展示课,而要把他的判断过程拆解出来;一个年级形成了有效做法,不只是写成成果材料,而要沉淀成下一届教师可以继续使用和改进的工具;一个改革项目做了几年,也不要首先追问获得了多少荣誉,而要看项目结束以后,学校有没有留下新的备课方式、评价方式和协作方式。

当这样的积累持续三年、五年,学校会出现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好的教育开始越来越不依赖“谁特别能干”。新教师进入学校,可以较快从团队中学会怎样分析学生;骨干教师离开,他形成的经验仍然留在组织里;新的学生问题出现,教师不只是等待校长安排,而知道怎样共同研究;即使不再不断增加新项目,普通课堂仍然能够缓慢而持续地改善。

这时,学校质量才真正从个人能力变成组织能力,从外部推动变成内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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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后,第一增长曲线当然不会消失。资源仍然重要,管理仍然需要规范,教师仍然需要投入,必要训练也始终不可替代。但当一所学校已经具备基本条件之后,决定下一阶段质量差距的,会越来越不是谁投入得更多,而是谁能把同样的投入转化得更好。

同样40分钟,谁能让更多真实学习发生;同样一批教师,谁能让普通教师成长得更快;同样面对改革,谁能把一次活动留下的经验变成稳定机制;同样拿到一组考试数据,谁能更快找到问题并修正教学——这些差异,最终会成为学校之间真正的质量差异。

过去,我们判断一所学校好不好,常常看它有没有一个好校长、几个好老师、一批好学生和几个有影响力的项目。未来或许更应该追问:普通教师到了这里,会不会越来越好?不同起点的学生来到这里,能不能获得真实发展?一项改革结束以后,有没有改变第二天早上第一节普通课堂?

如果这些变化真正发生了,那么学校的第二增长曲线其实已经开始。

学校质量真正的第二增长曲线,不是再给教师和学生增加一条新的跑道,而是让学校本身,成为一个能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因此越来越会育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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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

2.教育部相关报道:湖北宜昌伍家岗区实验小学课例研究实践。

3.教育部相关报道: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进校本研修实践。

4.教育部督导典型案例:重庆永川区学校落实“双减”的监测、访谈与改进实践。

5.教育部办公厅:《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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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苏派课改原创

作者 | 周   珊

排版 | 尹为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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